我需要的是一立方米的自由——面包、爱人,和合适的人创造梦想

Wednesday, November 29, 2006

积极理想主义与消极理想主义

活了23年,也该对自己全面审视一把,顺便为自己庆生。剖体八尺的感觉多少有点难受,恐怕是把腑脏深处的一些东西都给挖出来了,看到了一些不愿承认、不太想见、不可效仿又没有教育意义的本质。
本质上说,我是个理想主义的人。理想主义有两种:积极理想主义和消极理想主义,我经常在这两个模式里面不断转换。(这个在医学上不知道是否就是精神分裂?)

六十年代的美国
在积极理想主义的模式里,我觉得自己生活在六十年代的美国。那个时代是红色的,激情的,有民权运动、反战游行、伟大社会,当然也有裸奔、吸大麻、焚烧国旗、沉默的大多数,但这丝毫不损害它的魅力,社会因为参差多态而美丽。一句话形容那个时代:所有的人都相信能够进行真正的自我改变,改变自我,同时改变社会。
可能就是这点吸引我吧!16岁的时候我算是一个愤青。积极方面的原因可以套用somebody的名言:无论身处什么样的时代,任何一个有理想的青年都想做一番事情来改变社会(这是虚的)。消极方面的原因是,学校里的功课,总是让我对人生充满绝望。语文课只是把脑子里的几千几万个汉字进行排列组合;化学课排列组合的对象变成了方程式;数学、物理......再高尚的成就也不过是把一张空白的考卷填满,乏善可陈。
就在那时,我从书刊、人物传记里面只言片语里拼出了一个六十年代的美国,激情之余,心怀向往。那个时代,一位还算伟大的总统说过"不要问你的国家愿为你做些什么,而要问你自己愿为你的国家做些什么",也说过"火炬已经传给新一代了"。这位英年早逝的爱尔兰人政绩平平,猪湾战争让他蒙羞,却用慷慨激昂的哈佛口音为整整一代人定下了调子,婴儿潮一代也因此成为美国历史上最具神圣责任感与理想主义激情的一代。
当然,被他定下调子的人还有我,虽然只能算定下半调子:)被定下的半调子可以解析为两个词:神圣责任感和自由主义。责任感从那时候起植入了我的血液(经常是隐性),因此我对梁启超 "人生最快乐的事情莫过于尽职尽责"击节赞赏,并时常作为座右铭,偶尔想起来鞭策自己一下下。自由主义也是一样,因此我才喜欢胡适(或者说一句话):"争取自己的自由就是为国家争自由,争取自己的人格就是为国家争人格,一个自由民主的国家不是一群奴才能够建立得起来的。"当然,自由主义到了一个极端,就是所谓的消极理想主义,这个让我多少有些散漫和妄为。


天涯浪子梦
处于消极理想主义的模式时,我生活在古龙的武侠世界里(之所以把古龙之武侠归为消极理想主义,是因为处在这个模式下,我总是处在冥想、Blue或躁动中,呵呵)。
那个世界有个名字,叫天涯。
天涯远不远?
不远。
人就在天涯,天涯怎么会远。
天涯有喝不尽的酒、走不完的路,有英雄壮志未酬的无奈,有浪子刀锋般的寂寞。
喜欢古龙,是高三的时候。17岁吧?就形成了所谓的第二人格,汗。第一次看的是没营养的楚留香系列,最心痛的是《天涯·明月·刀》,最喜欢的是陆小凤。
天涯有剑,浪子无心。陆小凤的飞扬跳脱最符合我的劣质。浪子无心,无拘无束,一切随性,任性妄为。我经常睁一只眼,闭一只眼走路,懵懵懂懂地混日子,留下了一袜子的错误。可能就是这个原因,才喜欢《网球王子》里的不二周助吧?那个单纯享受打球快乐与刺激的天才,而我在这个模式下,也只单纯享受生活,寻找有趣而已。
明月无情,红花有泪。傅红雪最让我心痛的是他浪子刀锋般的寂寞。明月无情,那个注定被命运抛弃、被爱人抛弃甚至被自己抛弃的人,被余杰称为"中国病人。"他手中有刀,内心却脆弱无比,所幸我多数时候不像他,只是浪子般的寂寞,身处他乡的我时常品尝;前途若无知己,寂寞非关人际,只是一种心情。
前一阵子,看了一个理论上很没营养的小说,可有些句子,却让我乱感动一把。"他们是两座高山上的绝峰树,相望相似却截然不同,在大雨中起着大火,烧出不同的颜色。"这种武侠中常见的相击才知相交深的感觉,还真是让人神往呢!

今天刚刚温习了《麦肯锡方法》里面的MECE MECE理论,就是说"相互独立,完全穷尽",它把解决问题的方案分成多个相互独立的办法,所有这些办法的总合,可以涵盖住任何一种可能。我自剖完毕,觉得蛮符合人家国际知名战略咨询公司的知名理论。解决问题的能力不容小窥,前途一片大好。
正处于"积极理想主义"的平方中~~~

再回贸大,到底现实主义是馈赠还是悲哀?

62路汽车、贸大与我的黄金时代


今天是10月5日,从西单图书大厦乘地铁,坐62路汽车回新租的寓所,故意坐过了一站,到贸大转了一转。在六年前,17岁的我踏进了这所学校,两年前,毕业的我踏上另一番旅途。

总觉得是不够喜欢这所学校,也从不以此为荣。经济类第一的院校、最具就业竞争力的光环、最精明能干的毕业生,这些背后,一所现代化的学校,优秀却不够伟大,一批学子,精明却不够聪明。

但是,少年时代的酸甜苦辣咸、光荣与梦想、责任与荣誉、任性与彷徨,17岁到21岁,整整四年时间,横跨世纪,那是我的黄金时代。

六年前来到贸大是有些心有不甘的。也许就是为了赌一口气,我对外都说贸大的好,但心里,是不认同它的。

贸大的生源应该算优秀的:文科、理科不少文理科状元证明着这一点;贸大的学生应该算是勤奋:每天清晨,广场上的座椅都被勤读英语的同学填满,英语,是一种求生的技能;贸大的学生会包装:Team Player、Quick Learner、Communicator,这些是写在我自己的英文简历里的;贸大的学生很看重实践:就连我这个有些内向的家伙,简历里面这一栏都写了很多行;贸大的学生会表现:从KPMG、德勤到PWC,笔试、面试贸大的通过率都是最高的,PWC二面群殴,恨不得十个人,有八个是贸大的。

但是,学风现实的学校,是贸大的荣耀,同样是贸大的悲哀。大学四年,我总觉得缺了点什么?是对纯理论的研究?是对梦想的执著?是些疯子般的奇思怪想?是些离经叛道的实践?

现实是好事,太现实就是坏事,每个人都那么现实,是一场对智力的毁灭。04年毕业礼上,陈校长就说过,“我们如80年代的上海人,有小聪明,没有大智慧。”

一所实务导向的学校,让我成长的学校,不是我能爱的学校。这个感觉,就好比,催化剂与摇篮的区别。不是说前者不好,总觉得,让人缺少某种精神上感召力与归宿感。

古龙写过阿飞数梅花,就是因为孤独,而贸大,正让我孤独。

我会花时间做一些奇怪的事情、我的英文不是很好的、我总是睁一只眼闭一只眼活着、我总是把有些事情看得很轻、我永远不能在presentation或者外企得casestudy中胜出因为过于温和。。。我应该不算个好学生,学校不以我为骄傲,我也不以学校为骄傲。

一个非典型性贸大人,遇到的每一个人都太现实,于是,也伪装得现实,却又鄙夷现实,真是个怪圈。

Friday, November 24, 2006

《一九八四》与皇帝的新装


在北师大对面的书店买到乔治·奥威尔的《一九八四》。

关于《一九八四》的种种风闻我听到过一些。看过之后,我是被过于惊讶和恐惧给冲得有些混乱了。

一本政治讽刺小说,讽刺的对象是极权统治。在大洋国,人人生活在老大哥的统治下,老大哥在看着任何人,他的党徒可以控制过去,将一切记忆、数字洗刷掉;可以控制现在,通过电幕监视着每一个人,没有什么比思想罪更可怕,于是每天都有人消失;可以控制未来,通过新话,这种老大哥创造的语言,消灭掉所有可以用来思想犯罪的词汇;大家生活得糟糕无比,但又不自知,因为,被粉饰了的数据中,他们过得一直比过去好,比过去健康,比过去快乐。

出版商是这样介绍的:“极权统治我们都不陌生了,但翻开奥威尔的《一九八四》,还是会有一种凉飕飕的感觉从背脊升起~~~其实就象丁春秋的逍遥派、东方不败的日月神教,作家们不过是透视了人性中最原始而丑陋的东西。”

我不明白这种冷飕飕的感觉何来,为什么要拿日月神教作比呢?奥威尔没有虚构任何事,1984是真实存在的,就在40年前,20年前,甚至现在,就在我们大家身边。且不说四十年前,三十年前的那段荒谬的历史,即使现在,极权也是无处不在。不然的话,为什么三联上上期关于四人帮的那期被禁了?为什么Google.com老是上不去?为什么我搜索六~四的时候任何网页都打不开?为什么获得诺贝尔文学奖的高行健我听都没听过?为什么我们周围一片“和谐”的数字,电视里一片歌舞升平?还有无数人还在为温饱而挣扎,读书只是一种奢侈?所有人和破产只有一场病的距离?

是的,《一九八四》能出版真的是个奇迹,这证明我们已经不那么一九八四了。可是,很多人,尤其是名人,对这本书不敢言之深是我发现了的,而且一再强调,奥威尔反对极权,但是个社会主义者。因为它那么毫不留情地扯去了GCD的遮羞布,一切变得赤裸,且丑恶。啊,其实还要感谢GCD能够让《一九八四》出版,这真是一个馈赠。

关于社会主义、共产主义与否的问题是大人物讨论的问题。普通人只关心眼前,所见、所得才是最重要的,至于这条路最后通到哪里?谁在乎呢?我们不过百年之身。当然,大人物也不会真的在乎,一切只是骗局而已,一群人在虚构的布景中获得利益,如此而已。在这虚构的美景中,每个人都陶醉了,包括愚昧人的大人物,和被愚昧的民众,一切那么和谐。

当然,我们已经不那么一九八四了,这是多么可喜啊。但是,这就那么令人满意了吗?因为我们从一九八四中走过来,回顾过去,我们是那么的满意。但是,和周围的邻里比呢?我们不能因为从一九八四而降低现在的追求?“oh,一切比过去好了,我们是多么幸福。”

没有什么比对一切都满意的爱国者更可怕了。

(我需要的是一立方米的自由:面包、爱人、和合适的人创造梦想)。